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是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为我们更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权重逐步的提升。人民群众期盼享有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从过去“盼温饱”到现在“盼环保”、从过去“求生存”到现在“求生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是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群众公平享有发展成果的题中应有之义。

  需要看到的是，我们更好实现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目标，要采取多方面务实管用的保障举措，优化相应的公共经济领域的责权利配置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对此，需推动横向上多部门、纵向上各层级以及空间上各地区等多维相关主体密切合作，使各个相关主体围绕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这一目标有序运行。这就要求按照一定规则将生态产品供给的责任、权力、利益，有效配置在横向并立的各部门、纵向延伸的各层级和相互毗邻的各地区的相关机构。因此，如何使各方面主体实现责任分工科学明晰、权力与责任相互匹配、利益关系合理，避免因责权利配置不当而导致的生态环境经济效率减损，是目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此，要按照“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要求，规范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中各方面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加快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落实主体责权，形成利益互惠激励，特别是要一直在优化责权利配置，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提供保障。

  一是突出责任本位。对于公共部门而言，责任是第一位和基础性的。公共部门要积极承担公共事务责任，无论是哪一个公共部门还是哪一级公共机构，都要以承担一定的公共事务责任为拥有相应公共权力的前提。必须将生态产品供给责任合理且明晰地落实到相关的各方面、各层次主体，形成纵横交错、严丝合缝的责任网络体系，才能有效保障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效率和水平。

  二是明确事有专责。将某一种或某一类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明确地划分给某一特定主体，是合理赋权以及问责的重要基础。需秉持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思路，更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只有将所有生态产品的供给责任合理且清晰地配置于各地区各层级有关部门，才能形成严密完整的生态产品供给责任链条，不存在“责任真空”，不留相互推诿责任的余地，进而建立起正向的责任激励机制，同时为严肃问责提供较为合理依据。

  三是体现责利对称。要依据承担完成生态产品供给责任的大小和绩效决定各地区各层级部门相关利益的分配。其中，既要包括从上级财政获得专项转移支付的利益，又要包括从未能履行有效提供生态产品责任的相邻地区获得补偿等权益。同时，由于生态产品存在成本外溢问题，需通过逐渐完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存在制造污染、破坏生态或生态环境治理不力的地区强化利益约束。因此，我们需在生态产品供给体系中嵌入充足表现责任与利益对称的机制，从利益的正向鼓励和反向约束两个角度促进优质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是实现责权利法定。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较为可靠保障。快速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保证相关规则得到严格遵守，是保障生态文明体制的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并科学有序推动建设完备的生态文明法律规范体系，划定生态环境方面的底线和红线，更好指导和制约各类主体的相应行为，特别是在明确责权利等诸多方面切实发力，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提供法治保障。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