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八次中央深改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强调建立生态产品实现机制，关键是要构建绿色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坚持保护优先、合理规划利用，彻底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做法，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本次会议首次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这一命题通过文件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表述，意义重大，主要未解决“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进而激发人们未来能更主动地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自“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力度前所未有，从污染治理补短板逐渐迈向构建生态宜居城镇，以湖州、衢州等地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区则因地制宜的探索了“两山”转化的不同路径，回答了“生态产品是什么”、“生态产品转化什么”、“生态价值怎么样转化”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生动的实践案例，我们逐渐能够把握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的经济学属性。

  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劳动发生的变化和自然翻天覆地的改变息息相关。自然的性质决定了自然具有人类需要的生产必备的原材料，比如，水、光能、木材等。马克思提出自然发展的历史远远长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自然通过劳动产品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由此产生了人类的历史。所以自然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产品作为自然的馈赠，其价值的转化机制背后便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如果说在农业文明社会，农业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而工业产品及其价值实现则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石。那么，在未来倡导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文明社会，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无疑是生态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我国还处在工业（或后工业）发展阶段，工业产品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价值实现过程基本统领整个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还处于探索和初级阶段。从目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相关实践来看，主要是基于现有资源禀赋来实现的，地区差异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其不均衡，如有的地区利用天然资源，发展类似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有的地区则针对环境污染做综合整治，通过景观提升、地块开发等进行价值提升。但更多地区则处于无资源和条件，不均衡很严重，必须借助国家战略和整体规划，从更高更宽的领域来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提升和实现。如何寻找一条可操作、均衡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定得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课题。

  第二，生态需求的不同阶段，影响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如对生态环境、天然无污染食物的追求和期许，应分清生态产品的需要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人类对于生态产品的需要是对美好生态环境宜居宜业的向往，而需求则隐含着目前能达到的科学技术能力和经济承担接受的能力。自污染攻坚战开展以来，从制度法规、工程措施、督察整改、综合整治等一系列举措，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欠账”、“补短板”的思路依然存在，主要满足了人类对于大气、水、土壤、固废等要素的治理。但生态产品的需求既含生态绿色要求，更注重生活工作的舒适性；从体验感方面出发，超越了自然要素的基本功能，而要发挥自然要素的审美功能，这部分价值的挖掘、转化和释放，则是上升至福祉层面的高标准要求。因此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不同阶段人们的生态需求，循序渐进式实现的。例如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将之前的采煤塌陷区进行生态修复，将千疮百孔的塌陷区建设为湖阔景美的国家湿地公园，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和乡村振兴。该案例就是根据资源利用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的“化腐朽为神奇”，将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到观赏价值分阶段体现。

  第三，把握生态的时空属性，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如在跨界流域水环境治理中，一般会用“生态补偿”的机制，这就是一种在空间层面的价值转化，上下游协商水环境治理的标准、机制，补偿的标准和资产金额来源，从而在空间上将生态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再如，目前正在开展的土壤环境治理，许多工业遗留场地或矿山开发的遗址，有必要进行复绿。由于历史久远，许多责任主体无法追溯，通过“土地整治+地产开发”的形式，将废弃的棕地进行土壤修复，符合人类健康标准后重新收储，进入土地市场进行流转。这便是将生态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价值进行了挖掘和体现，既更好地调动了各方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遵循了生态产品自身全生命周期的螺旋式进步和发展规律。例如江西省赣州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将遗留污染的土地修复后整理为工业园区，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光伏发电站，将油茶种植、体育健身等产业逐步引入。带动当地就业和税收，实现“变废为园、变荒为电”。

  第四，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应把握人们的需求弹性。有些生态产品如农林产品、稀有资源产品，此类生态产品范围比较广，主要是满足大家对高质量生活的基本需求，具有一定的市场议价空间和价格弹性，对此类价格较敏感的生态产品，基本能实行放开价格的策略，走市场化运行模式。对那些涉及民生和大众需求，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态产品，市场行情报价的波动会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反而显得不太敏感了，但此类生态产品对改善我们正常的生活品质和发展需求却是迫切的，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应归类为“奢侈品”和“必需品”，可以在政府指导价格的基础上，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这样既较好地解决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也确保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均衡可持续发展。例如福建省南平市构建“森林生态银行”，将碎片化的森林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将需求弹性不那么敏感的资源打包，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运营商管理，发挥其重要的生态价值。

  第五，寻求生态产品价值各环节的均衡实现。生态价值实现方式最终是通过人们的感受、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进行界定的。若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解析来看，从生态要素到产品再到价值，在全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都有自身的价值，且不是均匀和静态的，而是稳态均衡的。如在生态层面上，ECO的平衡（或均衡）要求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使用科学，否则会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生态环境资源转换为各种“生态产品”的过程中，生产的成本与收益要在边际上维持均衡；在“价值”层面，生态产品的收益“价值”，须与社会其他部门的“价值”相均衡，否则就会造成“失衡”，容易引发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矛盾和问题。最后则是“价值实现”这个环节，其背后也隐含着对成本收益关系的考量。目前之所以还没有在生态产品价值上找到“实现”机制，其实是代价过大了，难以靠自身价值的实现予以消化，这又是一重选择均衡。要实际做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前提是要实现这多重选择的均衡，且缺一不可，是相辅相成、互为约束条件的。很典型的实践便是浙江丽水的“两山银行”和“生态信用评估”，2019年11月雾溪乡以水源地环保为切入口，发布生态信用正负面清单，将垃圾分类、五水共治、环境整改治理、乡村治理等方面逐条量化计分。将生态资源保护与基层治理相结合，将治理生态的成本与民生治理的产出相比对，在动态平衡中收获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第六，寻求能引导和控制消费的形成机制。由于自然资源尚无明确的价格标示，导致人类对生态产品的消费和偏好总是在变动的，但由于资源稀缺和外部性的存在，并不是消费越多越好，所以要形成消费约束机制，在环境容量、资源条件容许的框架内，进行资源要素使用的路径选择，找到环境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和预算控制线，起到引导和控制消费的作用，确保生态资源的利用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时，需要基于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预算控制，目前许多地区进行“自然资源核算”其目的是摸清资源家底，对地方资源环境的利用有效控制使用强度，简单说就是要用法制和经济手段来抑制超出资源循环条件的生态资源消费。例如湖北省鄂州市积极探索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将地区内自然ECO提供的各类服务和贡献分别量化记录，再通过统一调配、生态补偿等办法来进行价值的利用；通过量化计算，及时跟踪研判地区内自然资源变化，适时处置出现的苗头性或倾向性问题，确保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处于较为科学合理可持续状态。

  本文全文刊发于《上观新闻》2021.2.23思想汇栏目，标题为“中央深改委最新通过的这个《意见》，为什么意义重大？”

  （本文作者：刘瀚斌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员、魏文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