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次全新的实践探索。鉴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处的特殊生态区位，其生态产品不仅仅具备原生态、纯天然的特质，而且生态资源和产品具有非常明显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认知水平。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最重要的包含农产品、水产品、畜产品、清洁水源和清洁空气五类，要充分认识到这些生态资源就是地方发展的优质资源。一要明确生态产品的价值来源。生态产品是由“自然力”创造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草原、湿地等自然要素都是制造生态产品的机器，其形成依赖于自然ECO的循环和再造。生态产品也是经过人类劳动加工后形成的，基于市场需求，自然资源被加工生产成凝结着人类劳动的商品。二要明确生态产品使用价值具有多层次性。能够很好的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生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同时也是生态产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不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废弃资源不具有使用价值，但经过回收处理循环再利用，可以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生态产品。三要明确生态产品的价值构成。具有市场价值的生态产品能通过市场交易直接变现，如企业或个人提供的生态农畜产品；不具有市场价值的生态产品，是以生态服务的方式来提供的，包括生态产品正外部性产生的外溢价值等，能够最终靠政府政策干预实现其价值。四要明确生态产品价值量的动态性。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逐渐好转，生态产品价值会随着稀缺性的降低而降低，转而会寻求绿色技术创新，以提升生态产品存量和“溢价”能力。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体系。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特殊性和评估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设置价值评估体系应该要依据国家公园ECO特征，重点应从评估主体、客体和方法三个层面进行设计。一要加强对生态价值评估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并进行有关法律和法规的约束。二要规范生态价值评估方法。在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体系的过程中，加大技术标准和评估方法的研究，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形成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制定和发布与国际接轨的核算技术指南和评价指标体系，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标准规范科学的评估方法。三要积极培育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机构。严格把控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机构的资质标准，提高对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机构的支持力度，为生态产品的政策制定、产权确认和绩效评估提供依据。

  构建生态产品市场化运作体系。三江源国家公园只有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建立运行顺畅的生态商品市场交易体系，才能为实现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提供成本最低的路径保障。一要培育市场供给主体。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实施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减免政策，扩大生态产业基金、绿色信贷、绿色债权、绿色保险等多渠道支持方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生态产品研究开发和利用，引导传统公司制作生态产品，提高生态产品的收益率和供给能力。二要构建生态商品市场交易平台。在保障自然资本存量不减少、功能不降低的前提下，坚持“以产定销”，推进供需精准对接，消除市场摩擦，充分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促进生态产品自主有序流动和直接交易，探索出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三要壮大市场需求主体。积极把握生态产品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市场机遇，深度挖掘有机畜牧业和中草药等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的市场潜力，将隐性需求主体转化为显性需求主体，构建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消费大市场。

  完善国家公园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具有三江源国家公园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紧扣地区实际，突出主体功能定位，把着力点放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体系上。一要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以中央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资金为主体，以地方政府投入资金为辅助，通过设置专项资金或提高补偿系数的方式，适当提高生态补偿金额并扩大生态补偿范围，构建资金分配与生态保护成效挂钩的常态长效化资产金额的投入机制。二要推进横向跨流域生态补偿。按照“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的原则，采取资金补偿、产业转移、对口协作、共建园区等补偿方式，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部分跨流域河流开展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积累相关经验。三要建立纵向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生态脆弱地区和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地区的财政与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四要健全配套制度体系。以生态产品产出能力为基础，合理确定生态补偿的范围、对象、标准和方式；深化生态保护补偿理论和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等方面研究，健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体系；借助体制机制创新，统筹各类生态补偿资金，建立健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综合生态补偿政策。

  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拓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开发的可持续融资渠道，改变单一的政府融资模式，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要积极地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明确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加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力，提高地方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二要积极构建新型融资方式，在草原碳汇、生态彩票、地方政府债券等方面积极探索出新，有效弥补资金不足不稳的问题。三要多管齐下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托生态效益显著的PPP项目，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公益资金，共同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发展。四要加快由中央政府协调建立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省份协同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共建共享机制。在协商议价时，依据源头面积、水量水质、生态分量、保护成效等指标，采取绩效支付和反向竞标的市场化方法，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人畜一体化补偿。五要鼓励民间投资进入生态产品行业。对注入生态产品的民间投资，政府要在提供贷款和税收方面给予支持。六要在中央政府可控的前提下，鼓励绿色组织利用各种基金提供生态产品，丰富生态产品的来源，提升生态产品的整体价值。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